在審判過程中，多名被告的辯護律師試圖暗示吉賽兒的鎮靜和她沒有流淚，在某種程度上暗示她是自己虐待行為的同謀。或者說她對多明尼克·佩利科特感到同情。

「當受害者不哭，或哭得太厲害時，總會有一些值得批評的地方​​，」巴博諾先生說道，語氣中閃過一絲輕蔑。

隨著審判的進行，吉賽兒·佩利科特驚訝地發現公眾和媒體的興趣並沒有像她和她的團隊想像的那樣消失。相反，她開始收到信件、禮物以及歡呼人群的掌聲。

巴博諾說：“當她開始收到這些信件時，她感到對遭受類似事情的受害者負有某種責任。”

她開始明白自己案件的獨特性——視頻證據意味著這不僅僅是“受害者的說法與嫌疑人的說法相反”，她現在有一個難得的機會“改變社會”。

「我很幸運有證據。我有證據，這是非常罕見的。所以，我必須經歷[所有這一切]來代表所有受害者，」她告訴巴博諾先生。

她的律師再次注意到他的委託人「簡單」、務實的性格。她對成為「活動家」沒有興趣，只是想自己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被下藥的經歷現在可以如何幫助其他女性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尋找類似虐待的可能跡象。

‘Gisèle is waiting for explanations’: the dark quest...此案也引發了更廣泛的問題，涉及法國社會中有毒的男子氣概、警察、法院和社會如何對待強姦受害者、強姦中使用藥物，當然還有同意或法國法律中缺乏這一概念。在法國，強姦被定義為「透過暴力、強迫、威脅或突然襲擊對他人進行性滲透」。馬贊強暴案被硬塞進了「意外」類別，但女權主義團體對於增加法律同意是否是一件好事或只是過度關注受害者存在分歧。

阿維尼翁案的審判始於1974 年在法國普羅旺斯艾克斯，當時另一位吉賽爾，女權主義律師吉賽爾·哈利米，代表安妮·湯格萊和阿拉塞利·卡斯特拉諾這兩名比利時婦女在露營時被三名男子強姦。

和佩利科特一樣，他們也放棄了匿名，並拒絕舉行閉門聽證會，因為根據拿破崙時代的法律，強姦被視為公共猥褻輕罪。哈利米當時說：“你必須給這三個男人定罪，否則你就會譴責女性永遠不會再被相信。”這些人被定罪，審判導致法國刑法典被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