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稱的勇氣

「我的存在宛如物品一般渺小⋯⋯」《黑箱日記》（Black Box Diaries）紀錄片中，伊藤詩織站在2019年的櫻花季，回望2015年4月3日的至暗週五夜。她哽咽，4年來，無法好好賞櫻，因侵害發生在春櫻漫天時，觸景唯有傷情。但她明白，受傷的不只有她。「現在、此刻，類似的事情，持續發生。」伊藤詩織說，她決定站出來、勇敢發聲，不只為自身權益，更是身為記者的責任與使命。

她在《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書中坦白，曾有過短瞬拉扯：「最令我痛苦的是，明明希望以新聞記者為業、以向公眾傳遞真相為生，但內心當中，卻打算給絕不可能忘卻的真相加上蓋子、封藏起來⋯⋯假如我做不到直面真實，那麼，我或許根本沒有資格從事這份職業⋯⋯我終於下定決心，去警局談一談這件事。」

然而這是一條漫長征途，從提起刑事訴訟到改訴民事，一審勝訴、二審維持原判，一路走來，8年光陰過去，「仿若一個時代落幕了」。《黑箱日記》電影結尾，汽車載著33歲的伊藤詩織，穿越幽暗隧道，迎向燦爛晴天。

2024年11月8日，初次到訪金馬影展、現年35歲的伊藤詩織感慨，攝製《黑箱日記》仿若進行一場心理諮商。雖然自揭瘡疤、重整素材、回憶往事的過程很痛苦，但用電影呈現出來，也獲得一些療癒與力量。伊藤詩織表示，近年出現不少描述性暴力的作品，但大多站在第三人稱視角，經由《黑箱日記》紀錄片，她希望從「倖存者」第一人稱角度，用自己的聲音、敘說自己的故事。

笑容背後的掙扎

受訪全程，明明在將脆弱與傷痕娓娓道於公眾，伊藤詩織臉上仍掛著淡淡笑意。「坦然」的背後，藏著掙扎與絕望。問及最不願在片中呈現的內容時，她的表情頓了一下。曾經被遺忘，後來幾經權衡是否要公開的段落，是她一度寫下的遺言。

伊藤詩織用英文講完，等候翻譯老師轉述中文期間，她的眼裡，泛起淚光，但嘴角，依然保持上揚。這種微妙的「矛盾感」，如同她在片中考慮自戕之前，對著鏡頭一邊哭泣、一邊微笑，錄下自白：「至今我的人生都很幸福⋯⋯感謝爸爸媽媽將我養育成人⋯⋯抱歉，無法帶著你們賜予的生命，好好活下去⋯⋯。」

後製工作將近一年，反覆修剪400多小時影音檔案，伊藤詩織再次檢查素材庫，才發現這段情緒強烈的錄影。決意全盤放棄之時，最先顧慮的，是爸媽的想法；亦如猶豫是否公開這段自拍，最先擔憂的，也是「不希望被爸媽看到」。

最終，求生意志戰勝了絕望。伊藤詩織又找到一段影片——她躺在病床上，用手機仰角拍攝醫院天花板和點滴瓶。「這段畫面，讓我非常強烈感受到，我想要生存下去，想要用影像來記錄我的經歷。」代入記者身分，稍微抽離地看待自身遭遇，這股動力與信念，支撐她抗爭至今。

「很多人把我視為#MeToo運動代表，這讓我不太舒服，因為如果運動只有一個人，那就不叫運動。」伊藤詩織提及日本近期有其他#MeToo事件，如自衛隊前隊員五之井里奈、強尼喜多川醜聞。「如果媒體和法律更有作為，受害者就不必害怕，甚或我也不必寫書、拍電影。」伊藤詩織希望，社會和系統都能改變，就不必每次都需要受害者親自站出來發聲。

2017年時，受害者自曝仍被視為「羞恥」，家人一度反對她公開被侵犯的經歷。伊藤詩織也曾自責沒能保護好家人，父親照片遭人在網上披露，妹妹也擔心求職受影響，所以她離開日本，與家人保持距離。後來，隨著#MeToo運動在全球擴延，伊藤詩織獲選《時代》雜誌2020年度百大影響力人物，家人逐漸認同她的勇敢，妹妹也直言覺得姐姐很酷！聊到與家人破冰和解，伊藤詩織的語氣變得輕柔。

倖存重生的力量

親如家人的，還有一群支持伊藤詩織完成《黑箱日記》的夥伴，「我的團隊非常了不起，很高興有他們在我的身邊！」伊藤詩織笑說，拍攝一部電影需要「一整個村子的人」合力協作，剪輯師Ema Ryan Yamazaki、製片人Hanna Aqvilin等國際友人組成的幕後班底，英、日交融的文字和語言，給本片增添了跨文化的語境與視野。

伊藤詩織坦言，剪接過程中，除了斟酌如何刪減、組合素材，也考慮了片中出現的日本歷史、司法制度等背景，是否易於全球觀眾理解。因此，劇組做了兩場試映，一場日本觀眾、一場國際觀眾，依據試映後反饋進行影片修剪。伊藤詩織表示，非常期待《黑箱日記》的放映迴響與觀眾感受，「能夠來到金馬影展，一直是我的夢想！」

伊藤詩織興奮分享，此前曾來台灣採訪報導，也曾參與台灣的同志遊行。她表情開朗，自信講著英文，言談間多次提到「happy（開心）」與「empowering（賦權）」——如同，伊藤詩織今日的裝束，黑色短靴的邊緣，不時露出一截鮮紅的襪子——那些從低谷掙扎而出的，必將是最耀眼、最富生命力的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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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日記】給導演 伊藤詩織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