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在《谈艺录》中曾讲到，若王国维真的看全叔本华的书，就不会用来评《红楼梦》了。」

「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他说陈寅恪懂那么多种外语，却不看一本文艺书，就像他以前说的比喻，拥有那么多宫女，可惜是个太监，不能享受。」

「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我说他在美国回答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钱先生说：“不过是应酬。那人是捧张爱玲的。”杨先生在一旁说：“劝他不要乱说话，以免被别人作为引证。”钱先生说无所谓。」

以上三則引自安迪

余英時第一次拜會錢鍾書時這樣記著：

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

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