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台灣跟日本同一國是歷史事實，而懷念並非親日，只是懷念那一段記憶。而嗣後國民黨的壓制，當然更會對年輕歲月產生懷念。而這段歷史(1897-1945)，對法律人來講，其意義為何？(參考：來回穿梭於法律與歷史之間)。如一個國民去反抗國家，在現代法當中是如何對待這個人？而要求當代在台漢人每個人都去反抗國家，這樣是否過於殘忍？

現代法對資產階級是有利的，而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會去反對這樣的制度。歷史學者往往忽略這一部現代法的特質。台灣人這個集體內部矛盾眾多，階級、性別、區域等。例如文山郡跟台北市使用法院的頻率不同，此與經濟能力、與法院距離有極大關係。

1990我在美國時，開始思考這50年對台灣法律的意義是什麼，而我得到的答案在《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這本書中。我是誰？到了國外之後，我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而司法改革，連現狀是什麼你改個屁。

我們的法律制度是歐美的歷史經驗，而此歷史經驗是否為人類共通的經驗？只能說不一定。理解自己是一切的起點，沒有在地化，就沒有國際化。

法律保留如果都是外來的統治者所決定的，不是你所選出來的人決定的，那法律保留有什麼意義？Rule of law，則是壓迫的開始。

法律的解釋與適用，並非單純的邏輯操作，而係一個價值選擇的過程。而透過法律史的研究，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判例當中，了解到在法律的解釋與適用當中做了什麼樣的價值選擇；而這些判例至今日，我們是否依然要依循該「價值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