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個導生最近跟我說，因為家裏經濟出了問題，他要再多打一份工，靠自己付房租。

我問他不能在原來打工的地方嗎？他說，因為原來打工的運動用品店實施週休二日，他已經五天都有班，店方不可能多付他加班費來上班。

因此他需要額外的一份兼職。但是這份新工作不可能只讓他每個星期做一到兩班，一週至少要三個班以上，因此他最後的工作總時間，比他原來的計劃還要多兩個班。

他跟我說這些事情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我，老師我這學期都會在打工，上課什麼的老師就網開一面吧。

這件事情其實反映的就是不同勞動型態的勞工，對於收入與工時的組合往往有不同偏好。

當然個人偏好不一定就代表個人福祉的極大化，像是過勞死之類的問題

因此政府有介入管制的空間和理由

但是某些進步青年為了支持兩例，硬要聲稱不會有人想增加工作時間來增加收入，否認這種偏好的存在，這種想法只能說天龍，脫離現實。

另外在政府管制之下，也非常可能出現unintended consequence。就像這位同學的例子，週休二日制度的設計，讓他的工作時數高於他原來所偏好的工作時數，反而沒有達到原先制度設計的目的。

台灣勞工的工作時數確實需要下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實施某些強制性手段，伴隨著部份社會成員偏好的犧牲，我也可以理解。但是閉著眼睛說只有某一種利益才是利益，你們的犧牲不是犧牲，這就讓人有點反胃了。

邊緣勞動者的行為經常是對勞動法規變動最敏感的，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往往是沒有聲音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