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只不過是我們多少都有一點、更為廣泛的某種症候群的最極端表徵方式—也就是當我們跟權威人士有關係時，就會對他們產生正面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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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能夠改變自身處境的機會愈少，就愈會對權威人士表達正面情感，對於自己受到任何不公的對待，都會覺得自己咎由自取。
e.g.家暴、貫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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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當外在權力結構對我們格外不利時，情緒機制就會跟認知機制偕同運作，適度調節我們的受辱感及憤怒感。這屬於理性情緒行為，程度適中的話可提升我們的存活率。然而在受家暴婦女之類的極端情況之下，同樣的行為模式卻可能對我們極為有害。權威人士只要對我們施些小恩小惠，情緒機制也會咖大我們的感激的程度，使我們過分強調這些小恩小惠。

….這可能是因為皮膚導電度測量儀器對於快樂較不敏感的緣故，不過也可能是人類在有需要時，對外表現憤怒的能力遠比表現快樂的能力好。雖然憤怒讓人很不開心，卻能比快樂更有效地在社交情境中建立承諾。這也就意味著天則偏好大腦結構習於表達憤怒的人，因此使得人們整體而言更容易生氣。

音樂影響心情的方式很有意思，而他也大大影響了我們的心智運作。我們喜歡聆聽結構相似的音樂片段，但相似性不能太高，不然我們就會開始覺得無聊。若再熟悉、可預期的曲調中冒出出乎意料之外的聲音，會為我們帶來極大的愉悅感。換句話說，我們需要先用熟悉的事物作為定錨點，才能在不熟悉的事物中得到樂趣。

當一個正面事件跟一個負面事件同時發生時，我們覺得哪一件是相對來說比較重要，大大決定了哪件事會主導我們的情緒狀態，然而不幸的是負面事件幾乎總是佔上風。換句話說，如果要我們再好、壞同時發生時，把注意力放在好事上頭，那我們就必須認為好事比壞事重要得多。如果我們主觀上人為好事只比壞事重要一點點，我們仍會把注意力放在壞事上，這兩件事的淨情緒效應就會偏向負面。
臨床憂鬱症經常伴有症狀是執著於負面思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