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清儒第十二〉

架構
一、闡釋自己學術觀
二、各學派概述
三、總結清代學術成就

學術觀：
1. 以經為史（案：六經皆史出自浙東學派章學誠語）
2. 宗清世理學，即考據學；貶抑文家、怪妄之說
3. 推漢儒，認為清儒係漢儒次序，但又言兩者絕異

3.1 同漢儒者：詁經、徵其文明
3.2 不同漢儒者：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

學派概述：皖+、徽+、浙東+、桐城文人-、常州今文-、常州後期+（勉強算是）、清學衰退期-

＊分類不在同一個平面上，或以地域、師承為根據，後半隱有時序關係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

架構
一、比較明清的學術體質
二、清代學術總覽
三、文家之流
四、考據學家之流
五、總結

學術譜系的建構手法
1. 勾勒出總體的大致流向
2. 依照縱向的時間順序，再發展橫向地理的不同派系之分，派系敘述中又有師承關係
3. 或獨立一段評價該學派，或挾議於敘述間

與章氏同：
1. 反清立場（劉氏用詞似乎更直接）

與章氏異：
1. 章氏鮮提明學；劉氏以為明學屬用、清學屬藏
2. 譜系建構與說明上更加詳實且公允，不獨重考據學派，也建立了文學譜系

不是很重要的見解可能只是我還沒聽到劉師培的故事所以對他意見沒那麼多但 章太炎 ㄣ

章太炎寫清儒比起建立學術體系更像是在對自己信心喊話順便嘴一遍其他人搞得全世界只有自己好棒棒一樣

章太炎雖然是徽派出身但在寫作清儒的時候已經離開詁經精舍，言下之意已經不是純徽派體質；從一開始強調以經為史明顯是吸收了浙東學派的治學方法

當然可能還有其他學派影響就不多一一贅述，從他對各家的態度便可知哪些是章氏以為的可取與不可取

他的目光是狹隘的，誠如老師所說他的清代學術體系似乎只將考據學納入其中；對桐城文家點名批評，至於此外的文士之流概不提之
而劉氏在這點顯然與章氏做出不同，因此在劉氏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文家之名是章氏文未提及的

他是這樣：
先罵了一回各朝代只推漢、清➡️然後罵政府害他們只能搞小學➡️開始罵他覺得學術做很爛的➡️回頭再罵一下漢朝人

其實噢……我覺得矛盾的地方大概在章太炎是想救國的熱血青年但在讀清儒的時候就讓我一直想說（啊所以學這個要幹嘛）

朱維錚〈清代學術概論導讀〉

先讀了前半，大致上內容圍繞在評價這本書、梁啟超中年的政治活動以及這段時期對他後來治學的影響
作者把梁啟超的生涯分為三段，早年的梁啟超是政論家，中年從政，晚年則作為學者論史
老師的第一個提問在此得到解答，「為何朱維錚要從梁啟超生平事蹟來寫作這篇導讀？」係因這段時期的經歷處他思想的轉變期，梁在此後開始對過去的自己有所反省，並且他的政治活動也與其治學之道有著莫大關聯，但在當時的研究中罕有討論故作者將這段過往的整理拉進梁啟超學術的討論當中

五四運動對於當時社會的影響以及左右梁啟超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我認為很大一部份都與胡適這個人有關。作為新文化運動領導人，是晚清變局以來傳統學術所面臨到最大的反動。在梁啟超遊歐見到一戰後滿目瘡痍的歐洲大陸後，對於西方文化的思考又趨於保守，簡而言之他不再認同過去「全盤西化」的自己 。同時胡適打著「整理國故」的名號發起反省傳統學術的運動，響應者包含寫作〈清儒〉的章太炎、以古史辨文明的顧頡剛等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大約也是搭上這一波國故（或稱國粹，在不同立場下有不同用語）風潮。

但他和胡適等的立意是不同的。胡適一派在當時期還是對中國傳統學術抱持的還是比較激烈的態度，但梁啟超這時顯然已經走出那樣的視角，因此雖然梁在五四爆發前夕的自清行為意外成為運動導火線，梁啟超本人的思想卻是與那些五四健將有所出入的。在這場運動裡他扮演的角色其實更像是傳統文化的維護者，但他的立場並不那麼堅定，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很直接地說他是屬於國故或國粹的哪一派。

早期的梁啟超作為立憲派的一員，雖跨出維新的一步，但仍然是思想上的保守者。然而他的後續發展，與其師康有為所以區別的關鍵在於他曾經走過「全盤西化」、同情理解革命黨、擔任共和政府官員的路。因為這段時間的開放，使得我們在他身上能較康有為看到更多「晚清士人的焦慮」。晚清士人的焦慮，也就是面臨時代變革的，那些曾受舊學浸染至深的讀書人應該如何自處。現代性的衝擊讓他們開始思考自己在社會當中所處的位置：是否應該展開懷抱接納新事物？舊傳統是否真的一文不值？其實最最根本的問題是，往後我該如何生存下去？中國人的社會在列強的催化下極短時間內變得面目全非，擔心自己被淘汰，這就是晚清士人的焦慮。

面對這種焦慮地自處方式，大約有兩種路徑，一種是肯定自我傳統的價值，另一種是試圖把自己放進西方的框架。梁啟超曾經是後面那一路，而他的學說顯見地便是這種模式，然在遊歐過後，於他身上卻有種「傳統價值的回歸」。

相對來說，屬於前者的便是康有為、章太炎等人。且不談康有為，雖然章氏的政治立場鼓吹革命、響應整理國故運動，但他的革命是建立在反滿的基礎上，整理國故雖然破除的經典的權威性、引入史學的觀點，但他的學術背景並未脫於傳統，尤其在〈清儒〉中所建立的學術體系，儼然將考據訓詁置於正統之位，強調「繼承漢學的清學」這樣的思考是相當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相當中國本位的。

再回過頭來看胡適在這群清末民初的學者裡面，便是走得比較遠，走出這種焦慮感的人。但這不代表我認同胡適當時的治學態度，從他後來與《新青年》眾分手到晚年做派來看，可以窺見「全盤西化」這種偏執一端的方法其實是不妥的。

章氏、劉氏、梁啟超遜於胡適等的地方，在於那股焦慮的底噪打從一開始在治學上便是不理性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立場時常發生鉅變，我想追根究柢是那股不理性，造就他們甚至在自己的思想上站不住腳，因此內心往往產生矛盾，在他們的文章中可見一斑。

余英時

章太炎〈清儒〉：西京之儒……尤以師說效用於王官，制法決事，茲益害也。【六藝復返於史，反對以經典治國】
余：明末清初儒學「體」的轉變，轉向外王之體
（案：章氏並未注意到此轉變，所以在談顧、黃、王三人時只重其考據，而提出的觀點亦與這層精神相悖）

從儒學內部發展脈絡（明末起的經世致用走向）來看得余英時特別強調顏李學派（顏元、李塨）

對於考據學家來說，心性是虛、學問是實
對於經世致用學者來說，理論知事是虛、現實作用是實

余英時的特點大概是會嘗試兼顧內外兩方因素
尤其在之前的著述特別被忽視內的一部份做了很大幅度的擴充，但在外除了前人的基礎開展似乎不甚大
余的外緣還是關注在上層階級（帝王、官員），這點就艾爾曼的說法相比之便遜色不少

儒學有體、文、用三種層次
看起來心性好像接近體、經典是文、政治作用是用
前述對於考據學家或經世致用學者討論「虛實」之辯，好像把這些層次倆倆放到了相對的處境來看，事實不盡然如此
體本身有兩種不同的面相，內在德性或外在王道
若後者其實與儒學之用相輔相成（案：用好像也未必是只能用於世，也可用於人，同理我認為文的影響也不是單方面的。要之，儒學整體可說是有對世、對人兩種路徑。）

以上其實是想說明，如果從虛實兩兩相對的觀點來看好像
心學家←→考據學家
考據學家←→經世致用學家
不知不覺會把心學與經世致用兩派劃在一起，在余文中偶爾也會並提，但要時刻記得此二者在面對的路徑上還是有根本的不同；同時經世致用與舊經典的考證也並非是全然形同陌路的

※※※顏習齋的矛盾到李恕谷的終末※※※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章太炎在談六經皆史的內涵已經偏離了黃宗羲的本意（因六經皆史本出自章學誠，又章學誠被章太炎歸在黃宗羲一派，故溯至此；另有一問，章學誠之於黃宗羲也是偏離的嗎？），因為黃宗羲重視史是重視用，但章太炎不認為經典是拿來用的
兩者都有破除經典權威性的效用在，就黃是並舉、章則打壓較出頭的一方

我不明白，我覺得訓詁跟考證真偽是兩回事耶？
好像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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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證出偽書可以做為駁斥所反對理學的一種方式，在思想攻防的作用上是明顯的
2.訓詁或針對不同意的後代詮釋，探求其本意來證明自己是對的？

即使在考證的環境下背後支持的仍然是思想的生命力在運作

為何阮元要特別建構浙東體系？

清廷官方如何看到經 史 理的關係

阮元為何不採同是經學家的洪亮吉說法而取章學誠

上禮拜有問了老師關於漢代跟宋代易學的部分
因為老師說漢代著重象數易、宋代著重義理易就跟我上次跑去中研院聽到的演講不同（演講是用王弼本跟朱熹本比較，講者說王弼本是把易當作形上學看；朱熹本是把易當作占卜書普及民間）

江藩《漢學師承記》：（惠棟）……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

好像就解答到為什麼有這種不同，因為王弼是東漢魏晉時候的人所以那時候已經不是漢學了

第一節：漢學之名始於惠學，論惠棟如何標誌漢學、易學與漢學之名的淵源
第二節：重申江藩《漢學師承記》名實問題，以為當中學人未必皆能作為漢學代表；惠棟、戴震之異同；清學中的宋學（理學）淵源
第三節：

惠棟→漢人經術、宋人理學，二者分開，但「兼之者為大儒」，並未貶低宋代理學（不開創新義理）；牴觸宋學者，為後生之誤
戴震→緣古經求義理，二者不分，講古訓之用於心，故曰「求是」

簡言之戴震：經學就是經學，沒在跟你分漢儒經學或是宋儒經學的

1. 何謂漢學

最初在惠棟提倡的脈絡下，因惠棟主易學，一開始是注意到易有象數、義理兩派，漢代主象數易故將象數易稱漢學；又惠棟兼治春秋、尚書，將此漢學推至漢儒治經之學（漢儒注疏）

到了江藩《漢學師承記》，把漢學一次的意涵擴張了，作為一種治學方法，只要與漢人治學之道（章句訓詁）相近的人都會被納入這個體系

2. 《漢學師承記》的邏輯

江藩寫《漢學師承記》的目的是為了將逐漸被後世淹沒的惠棟拉回學術的場域中，標立起惠棟清代漢學的開端，而後來更佔上風的戴震之學其實都在惠棟的影響下而生

3. 惠棟與戴震的差異，以及惠棟在清代學術／漢學的地位為何仍然重要

惠棟將經術與義理分開來看，在治學上尊漢儒抑宋儒，但義理上卻不排斥宋；戴震則緣古經求義理，二者不可分，反對將經學劃分為漢宋兩派

惠棟在清學上標誌的意義，是在治學方法以後，撿取出漢人的章句訓詁為治學的材料（案：治學方法的樹立者可以為顧、黃），標誌出漢人治學的明顯確立。

宋：只看微言大義
清（漢學）：章句訓詁

學術史上的地位是由後人回追而定
在江藩寫書的當下國朝第一人是有爭議無法確立的

氣之為惡、形由氣聚、理氣二元論
理=神；氣=形；理氣二元=神形二本

（我覺得）戴震的問題：曲解道家義理，「神形一本」應該才是比較符合老莊的說法，神形關係（或稱道與萬物）為化生非派生，又道具有超時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