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這篇文章，我覺得比起他談陳映真的，談左統的，談台獨的，更清楚地指出台灣當代知識份子的知識侷限，無論是他自己的或對手的。或許是為別人「勉強」作序，不那麼入戲的緣故吧

趙剛︰「台灣的歷史，更是無視於左翼自身的歷史；它把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抗日誌士的反抗在歷史敘事中勾消了，把1945-1949年之間大陸與台灣的左翼的或進步知識分子的連結合作給取消了，把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給淡化模糊化了，把1970-1971的保釣運動給邊緣化了，也大致把1977-1978的鄉土文學運動給遺忘了。」

不過，相較於日據時期在台抗日的「中國人」或「台灣人」（端視史觀為統或獨），我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讀到的抗日「灣生」，更令人動容。帶著懷舊光暈讓台灣人感佩如同「自己人」的《灣生回家》，無法定義像尾崎秀實和植谷雄高這樣的「灣生」。

尾崎秀實做為中國問題專家而成為總理幕僚，兒時眼見台灣人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和不平等待遇，長大後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感到同情，所以主張日本和中國組成「東亞協同體」。他為真正的問題在於日本國內的政治矛盾，而不是中日之間的矛盾，中日之間應該通力合作，讓日本從帝國主義中解放自己，才能真正保衛日本。然而，他的下場卻是被判死刑。

植谷雄高，年僅20歲就當上日本共產黨的最高領導者，批判日本天皇制和帝國主義，卻繼前一任共產黨委員長佐野學之後被補入獄。雖然當時植谷雄高隨著佐野學而「轉向」認同天皇，但出獄檢討當時日共的政治鬥爭及史達林主義，認為當時的共產黨因為崇拜權力而導致腐化，以「轉向」的屈辱之身仍舊堅持批判與自省。

這兩位「灣生」，在台灣是異邦人，回到日本仍是思想的異端，殖民地經驗讓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做為「日本人」的自身始終保持批判的距離。無論左統、台派皆視民族、國家為認同的原鄉，而尾崎秀實和植谷雄高則示範了一種屬於「異鄉人」的反殖視野。

曾經那麼理想的一九六○、七○年代的國際主義者們，在古巴、剛果、玻利維亞的切格瓦拉，或是在巴勒斯坦的重信房子，他們都是為異鄉同志而戰的異鄉人。「異鄉」這個詞的多重意涵，是異地又似故鄉，和原鄉保持著距離，讓「異鄉人」成為滑移又紮根的身份，在現今台灣的對立僵局中或許更顯難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