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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習俗起源於中國宋朝，在明清達盛行的高峰，而以移民社會的台灣而言，是在初期重視經濟活動的移墾社會逐漸轉變，文人仕紳階級確立後才普遍起來。

纏足一方面反映過去以「三寸金蓮」的小腳為美的文化，在舊社會同時可說是一種劃分階級的標記，展現出有閒階級不必親事勞動的餘裕。故屏除原住民族群，祖籍廣東的客家人也因為女性往往有勞動需求，而沒有纏足的習慣。

不過纏足行為也因此不僅限於上層社會，因為在過去成年女性並沒有婚姻以外的出路（就業），故也有勞動階層希望藉由纏足來換取更好的婚配對象，以此達成垂直的社會流動。

至於解纏足運動，它一方面起源於總督府試圖根除殖民地的中國民族性格，一方面則從本地士紳對於現代化改革（維新）的渴望出發。故相對於辮髮（1911年辛亥革命後才逐漸普遍），纏足之所以更易於推行──從1900年黃玉階成立天然足會起算， 1915年的臨時人口調查中已見顯著成效──乃肇因於仕紳對婚配對象的一種新的想像。

那這種想像是怎麼來的呢？甫平定各地動亂的總督府為避免激化對立，並沒有直接禁止纏足，而是採取軟性的勸誘，將纏足（與辮髮、鴉片並列）指為陋習的同時，積極推動殖民地仕紳及有力人士到內地（日本本土）見習性質的旅遊。

比較日本與中國的國力以餘，在女子師範及職工訓練所中見到的女性也令這批仕紳印象深刻。她們或置身於混合的工作場所中作業，擁有可以立足社會的一技之長，或擁有不同於台灣女性的知識涵養，能與仕紳們閒聊天文地理等話題。

在這波觀光見聞的影響下，歸返的仕紳開始讓家中的女性就學，起初有許多女學生最初仍維持纏足，由家中的下女揹負著上學，且在雨天足部疼痛難耐造成大量缺席的情形。

解纏足運動大體上是發生在台灣中上層階級中，以纏足走向就學的過程中。故台灣最初的現代化女性教育，事實上是以國語（總督府對公學校／小學校師資的人力需求）與家政（仕紳的婚配需求）教育為主。

我們可以看到仕紳對理想妻子的想像，從足不出戶且無須勞動的纏足婦女，改變為能時常走動，除刺繡外（解纏足後不再需要繡花鞋的工藝，逐漸被裁縫取代），具備國語、會計等額外能力，能在丈夫支不開身時施與協助的妻子。

解纏足運動是如此在總督府的教育政策與民間改革的心願並行下，逐漸成功，並終於在1915年於保甲規約中明令禁止纏足。

＊在此需注意的是，這樣的形象轉變並不適用於原本就是天然足的勞動階層，且總督府提供的資源員額有限，相對於纏足，勞動階層也很難順利讓家中女童就學。